以竹木牙角雕刻的工艺品虽然多为小器，却是我国古代工艺美术宝库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具有悠久的历史。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三万余件竹木牙角器物除一部分是考古发掘的出土之物，绝大多数是明清两代皇家收藏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工艺技法主要有圆雕、深浅浮雕和镂雕三种，其中还包括拼贴、镶嵌等技艺。其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实用器，一类是陈设品。其中从各种生活器皿到文房用具以至清玩之物，应有尽有。这些作品精微工巧，反映了时代的风尚和审美取向，是我国民族文化中珍贵的遗产。
匏器是明末出现的一种特殊工艺品，为明末太监梁九公首创，后一直受到宫廷的重视。清代康熙年间的匏器制品最为有名。匏器的制作方法是当葫芦结果时，用各种形状并刻有各式花纹的模具将其夹紧，待其自然长成后再行裁割加工，即成为所需的各种器具。匏器制品不加雕刻，秀巧清朗，为别具一格的工艺新品种，堪称清代宫中一绝。
文竹镂空两层海棠式盒，高14.5cm，纵22cm，宽15.5cm。清宫旧藏
盒呈长圆海棠式，分两层，其上层与盖子母口扣合，平底，圈足较浅。木胎，贴黄达三重，通体饰变形夔纹，阳起较明显。此盒不同凡响之处在其罩架。罩架为随形海棠式，以紫檀镂空而成。罩面图案及架缘均镶以竹黄，而竹黄边沿所起阳线及花牙则保留紫檀本色，紫檀凝重，竹黄柔和，二者相辅相成，增其雅洁之气。
此盒包镶技术精湛，尤其是罩架应用大面积镂空，难度高，耗工巨，足见当时工艺之发达。
清代宫廷工艺技术是我国古代工艺技术史上集大成的时期，既有继承又有创新，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但由于过分重视技巧，往往流于卖弄，格调欠高。此件海棠式盒则不仅技巧高超，而且气质不俗，在清代工艺品中是罕见的。
棕竹七佛钵，高14.5cm，口径23.6cm。清宫旧藏
钵圆体，口微内敛，口沿平齐，底部浑圆如釜。器型稍扁，体硕大，壁厚重，入手沉着。钵外浮雕一周共7尊佛像，均为结跏趺坐，双手叠置膝上，眼帘低垂，宝相庄严。其背光为浅浮雕，佛像为高浮雕，辅以恰到好处的阴刻，形成多层次的纹饰，突出了立体感。佛座之莲台设计为半圆形，以适应器下部的曲面形态，视觉效果颇佳，是别具匠心的细节处理。器表打磨光润，强调棕竹独特的自然肌理，于浅赭色地中显现深色悬针状条纹，向下渐变为细小的颗粒，长短、聚散不一，深浅二色相映生辉，令人眼花缭乱。钵内壁阴刻隶书填绿彩乾隆御题诗句：
古寺闻藏古钵珍，舍离曾得奉金人。
何来沙汭渔家器，又历风旙海劫春。
纪事五言尤忆昨，选材七佛重传神。
笑予何复拘名象，青石由来半假真。
并“乾隆戊寅（二十三年，1758年）春日御题”及“乾隆宸翰”填朱印章。
此诗录于《高宗御制诗》二集卷七十五，原题作《题枷楠木佛钵》，其后有自注曰：“开元寺佛钵见皮日休诗序甚详，去岁南巡索观题句，仍命藏寺中，爱其制古，因命良工以枷楠香木肖形为之。然日休所云帝青石作，以今观之，则陶器而非石，盖世代屡易焉，知不出于赝，故末句及之”云云。查皮日休《开元寺佛钵诗》并序，见《全唐诗》卷六一三，述开元寺钵来历甚奇，以为佛法东来的征象，乾隆因之有感而发。开元寺位于江苏苏州盘门内东大街，始建于三国吴，唐开元廿六年（738年）改今名，是苏州著名佛寺。皮日休曾隐居于苏州，故多咏是地风物。
依乾隆之诗题及注，知七佛钵最初以枷楠木为之，而此种棕竹制亦为乾隆所爱，或其误以棕竹为枷楠矣。所谓七佛，乃佛经中对过去世界的七位佛祖的合称。据《长阿含经》应为毘婆尸佛、尸弃佛、毘舍婆佛、拘楼孙佛、拘那含佛、迦叶佛及释迦牟尼佛。这件棕竹七佛钵工、质皆美，又深具文化韵味，无疑是清乾隆时期竹刻工艺中的精品。
竹雕荸荠式小盒，清中期，通高4.9cm，口径最大3cm。清宫旧藏
盒以竹根雕作荸荠球茎状，扁圆形，小口，边缘呈不规则状，有蒂式盖，与盒身子母口相合，盖上圆雕弯曲的顶芽，旁簇拥三个短喙状侧芽。盖、身扣紧后，浑然一体，全无痕迹。盒身光滑圆润，浮雕环节一周，底心凹入。此盒肖形生动，意匠高妙，细节处处饶富趣味，惹人怜爱。
文竹嵌竹丝长方盒，清中期，通高4.9cm，长9.5cm，宽6.7cm。清宫旧藏
盒长方形，委角，扁体，盖与身子母口相合。盒内壁包镶文竹，外底亦镶嵌文竹，其余部分皆嵌贴竹丝为饰。竹丝细密，色泽肌理变化精微，排列均匀。盒体每面转折处衔接自然，了无痕迹。盖面与立壁的过渡带还打破纹饰通体横排的规律，转折处排出菱形装饰块，构思巧妙。盖面于竹丝层上又嵌贴文竹层为饰，以染色竹黄贴出黑花勾连方格纹，在竹丝装饰的烘托下成为器物的点睛之笔。
文竹贴花方水丞，清中期，高2.9cm，口径3.4cm，底径6cm。清宫旧藏
水丞作四方抹角马蹄式，凸口，方唇，平底。通体包镶文竹为饰，口边、足缘及转折棱线处均镶贴深色竹簧。器身每面中央饰变体几何纹样，抹角处过渡的四条窄面则于下部饰如意云头纹。 此器形制乖巧可人，色泽淡雅，为同类制品中较为突出者。
文竹镂空嵌玉方笔筒，清中期，高13.8cm，边长9.4cm。清宫旧藏
笔筒方体，底附四矮足。筒身每面中央均有镂空长方形区域，镶嵌一青白玉玉板为饰，周围镂雕变体蟠螭勾连纹。
笔筒器形极为工整，线条横平竖直，镂空处虽缝隙狭小，但文竹包镶一丝不苟，通体几乎不见接缝痕迹。文竹表面的色泽、肌理等都处理得细腻入微，加之其上又施以浅浮雕，乍看直似黄杨木雕刻而成，由此可见清中期文竹工艺的高超水平。此器的玉石镶嵌与文竹工艺结合得恰到好处，秀骨清像，格调高雅。
竹雕“孟姜匜”铭文臂搁，清嘉庆，长25.9cm，宽9.8cm
臂搁长方形，覆瓦式，较宽大厚重，四角有四矮足。正面开椭圆形空间，内去地浮雕金文34字为饰。背面阴刻行书铭文二段，其一为：“摹薛尚功谱，周‘孟姜匜’铭三十四字，惟首一字不可识。文云：‘□叔作朕子孟姜盥匜，其眉寿万年永保其身，洍洍越越男女无谋，子子孙孙永保用之。’按是器‘匜’字从‘皿’，与‘杞公匜’相类，谅是同时之物，字画古奥，词义清雅，良可贵也。嘉庆丙寅秋日曼生陈洪寿镌。”下刻“曼生”小印。又：“金石竹刻，古之君子诵读之暇，聊以消遣，余读书未违，酷好铁笔，是铭曾三镌矣，惟此完善，博古者定不以余言为河汉也。翌日曼生再记。”刻“曼生”印。镌刻字体严整，笔画圆润，一笔不苟，如淬火而成，不失吉金趣味。
按：此器金文摹自宋薛尚功编撰《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卷十一，其后考释缀语也本诸是书。 孟姜匜今已佚。据《殷周金文集成释文》，其释文与薛氏有出入：“庆叔作媵子孟姜盥匜，其眉寿万年永保其身，沱沱熙熙男女无期，子子孙孙永保用之。”
此器作于清嘉庆丙寅年（十一年，1806年），时代明确，更显难得。清代金石学大盛，清后期碑、帖学之争亦为学界焦点之一，影响所及，竹刻领域也多有纯以文字书法为饰者，从这件臂搁上可窥当时风气之一斑。
文竹人物题诗方笔筒，清晚期，通高14cm，长7.2cm，宽7.2cm
笔筒四方式，通体包镶文竹，嵌红木底座，四足。在筒身相对的两面以阴刻技法各刻画一人物：一为文士，背向立，戴高巾，斜持拐杖，伛偻腰身，容颜虽只是侧面，但可见须髯及胸，抿唇凸颌，颇显龙钟老态。衣袂轻飏，似有微风吹动，极为生动。衣纹繁复，线条如屈铁，有陈老莲笔意。另一面为一渔人，正向立，粗服跣足，手扶斗笠，钓竿倚于肩上，挺身扬首，面含微笑。两相对比，意味深长。筒身其余二面均阴刻题铭。一为楷书：“昔苍颉创业，翰墨作用，书契兴焉。夫制作上圣立宪者莫先于笔，详原其所由，究察其成功，铄乎焕乎，不可尚矣。庚子四月苍溪王竹民刊。”及“王勋”篆书小印。
相对一面为行书：“雕镌精巧，似辽东之仙物；图写奇丽，笑蜀郡之儒生。和卿题。”
此器风格清隽，书画皆有可观，文竹镶嵌及阴刻技法尤为精妙，是不可多得的文房佳品。
竹雕梅花笔筒，清晚期，高10.4cm，筒径10.3cm
笔筒圆体，略扁，色近深红，口沿内倾，三矮足。器表浅浮雕折枝梅花。在浮雕的枝干及花朵之内又以阴刻及去地浮雕等技法凸现物象的立体感，风格于疏犷中不乏细致之处。器身有阴刻行书五言律诗一首：
数萼初含雪，孤标画本难。
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
横笛和愁听，斜枝依杖看。
朔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
并“支山”款识。
竹雕镂空松树形洗，清，高9cm，口径最大11.9cm，底径最大10.5cm
此洗钵式，口微敛，外底内凹，器表色泽深红。周身浮雕松皮鳞纹，并镂雕松枝虬劲，松针匝体，两侧松枝直伸入口沿，使器形轮廓更富变化。在口边及近底处的隙地雕松鼠6只，若隐若现，平添几许生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