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李莉: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高度——从“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

2020-07-30 7:27 非遗匠人 青蓝猛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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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上半年,“宅”成了大多数人生活的常态。7月14日,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对“跨省游”正式解禁,世界那么大,可以一起去看看啦!夏日旅行,最怕就是舟车劳顿,折腾几番还得跟太阳密切接触。那么,不妨轻车简从,来一场东阿之旅。 万户喜鹊吉祥地,千年阿胶福

方李莉,1956年生,江西都昌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史论系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美国肯塔基大学访问学者,英国杜伦大学高级研究院特约高级研究员。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人类学,主要著作有:《艺术人类学》、《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考察》、《中国陶瓷史》、《遗产·实践与经验》、《艺术人类学的本土视野》、《"文化自觉"与"非遗"保护》等。

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高度

———从“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

 摘 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呼声是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出现的, 这是人们意识到文化多样性存在的重要性, 同时对自己民族国家传统文化反思及寻根的结果。因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际上是不同国家“文化自觉”的开始。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区别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一个形而下的、具体的文物, 它首先是一种观念, 是一种认识, 是一种形而上的意识形态。观念和意识形态是流动的、变化的和活态的, 严格说它不是遗产, 也不是过去了的产物, 而是还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传统文化。如果我们能认识到这一点, 并有意识地去认识它, 纪录它, 研究它, 传承它, 发展它, 并让它成为当今文化的一部分, 成为当今文化发展的基础, 以及当今文化创新的资源, 成为中国“文化自觉”中的一种教育方式, 那么有关它的保护工作就有可能成为中国文化复兴的一个起点, 也可能成为中国创意产业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已经启动许多年了,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已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我认为仍然重要, 因为国家仍然在重视它;学界也仍然在重视它, 因为它与中国当今的文化发展, 经济建设, 包括国家形象的塑造有着密切的关联;但要认识到这一点就必须将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同中国的“文化自觉”和中国的“文化自信”联系起来, 站在

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上来探讨。

一、世界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这几年本人一直在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一工作, 为此作了不少的研究, 看了不少国内外的相关著作, 其中包括一些人类学的考察报告, 以及各个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看法、观点、理论、保护条例等。以下笔者综合这些文献谈谈不同国家语境中“遗产”的概念。

(一)欧美语境中“遗产”的概念

欧洲的遗产保护比中国早一百多年。最初他们也经历过文化遭到破坏的情况。如1832 年3 月1日雨果发表了一篇向拆房者宣战的文章, 他写道:“你们自己认倒霉吧, 既然不懂艺术有什么用。我们跟你们无话可说。拆吧! 实用吧! 最好把巴黎圣母院拆了当作一堆建筑材料, 再把旺多姆广场的柱子拆了换成一堆银子。还有另外一些人说是接受和需要艺术的, 但按他们的说法, 中世纪的建筑是难看的, 是野蛮的作品, 是怪物, 应该巴不得马上拆除干净的。跟他们我们也同样无话可说。他们已落后于时代。地球一直在转着, 当他们滞留在后面时世界已往前发展, 而这种偏见则早已做古, 他们不属于见到了阳光的新一代。它代表一个正普遍在法国发生着的事实:对老法国文物建筑全面的不间断的摧毁。”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看到的是, 175 年以前的法国和我们现在的中国一样, 人们因为要建构新的城市而急于拆除许多值得保留的旧建筑。但法国人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于1837 年创建了由建筑师、考古学家和政府官员组成的历史建筑委员会(commi ssion des monument s histo riques),1840 年该委员会编撰了欧洲最早的一份历史建筑登录名单《请求资助的历史建筑名录》。1841 年2月19 日颁布了一道敕令, 规定了委员会的使命和责任 。1887 年颁布了首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法案, 即《历史建筑保护法》, 明确了政府干预的范围 。

欧洲在一百多年前意识到的遗产保护还仅仅是局限于文物和建筑物, 到20 世纪70 年代以后, 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 发达国家的人们开始遭遇到了由于工业文明高速发展带来的能源危机、空气污染、自然生态遭到破坏等问题, 世界能够无休止进步的理念开始受到挑战, 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发生改变, 同时, 人们认识到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1972 年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 在那次会议上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人们从保护文化遗产开始关注到了要保护自然遗产, 并将两者相提并论, 其意义在于自然遗产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动植物标本, 文化遗产也不再是博物馆里的文物, 它们是广阔的自然环境与活生生的文化空间。生态博物馆的理念也由此产生, 比如, 人们开始重视对自然物种多样性的保护, 开始重新发现小地方的“部落”文化和社会价值。

另外, 当时还有一种思潮, 主张民族依靠文化认同来维系。抽象、无形的文化认同需用具体的文化遗产来体现。特定族群与文化遗产应有紧密的关系, 该民族有权生存在由文化遗产构成的环境中享受文化、认同文化、传承文化。文化遗产也应留在原处, 一方面, 该族群人民与后世子孙得以接近利用;另一方面, 以此文物与周边环境之关系, 依借“脉络”关系带来知识与信息, 向人们提供有助于对文物历史进行了解的文化环境。

上述观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 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得到了强力的支持 。笔者认为, 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础。传统的文物保护的理念产生于工业文明, 而将文化保护融于所生成的文化空间和自然环境中, 让其能得到活态发展的理念却是产生于后现代文明之中。

文化遗产的观念在20 世纪90 年代又得到了进一步延伸, 认为: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象征, 也是其文化认同的载体, 文化认同又是一个民族凝聚自我意识、区隔他族之所在, 故文化遗产之毁灭, 将使文化认同失其依附, 进而使该民族的存在发生危机。有鉴于此, 欧洲会议基于人权的观点,提出保护垂危文化及其文化遗产的建议, 这就是1992 年《欧洲人权公约》关于承认文化权之认定书草案的由来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呼声才渐行渐高, 到2000 年以后发展为蓬勃之势。

以上这些理念并非来自欧美发达国家, 而是在一些非西方国家中产生的, 其根源产生于四个方面。1 .前殖民地国家(大多数是非洲一些解放的国家)独立以后, 这些国家自然会产生强烈的民族意识, 要求彻底摆脱前殖民统治者的文化影响, 回归自己的民族文化。2 .在北美, 面对白人统治集团, 拉丁美洲裔和印第安后裔的有色人种掀起了为争取公民的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 同时他们也开始寻根。此时, 人们对少数民族文化和遗产重新开始产生兴趣, 由此出版了有色人种寻根的书籍。同时, 被称为“回归”的被疏远的有色人种民族文化珍宝开始展出。3 .在拉丁美洲的多个国家, 由美洲印第安民族和混血种族主导发起了争取政治和社会权力、为了自由和民主反对军事独裁的革命斗争运动。人们通过民族学和考古学研究, 以及通过文学作品, 重新发现了殖民以前的民族历史。4 .由一小群知识和政治精英发起的关于社会、文化、教育、经济根本性问题的全面讨论, 引发了学生运动, 其主旨是鼓励想象和创造, 回归传统价值。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 物质文化遗产及自然文化遗产的保护是由欧美发达国家首先倡导出来的理念, 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则是由一些曾被欧美殖民的国家或种族首先倡导出来的。在这里日本和韩国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日本、韩国语境中“遗产”的概念

在亚洲, 日本在遗产保护方面是先行一步的。日本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始于19 世纪的明治初年。明治维新后, 由于崇洋思想的盛行和毁佛倒释之风的蔓延, 当时包括佛教寺庙在内的许多传统文化财都面临着严重的威胁。1871 年(明治四年)5 月,太政宫接受了大学(现在的文部省的前身)的建议,颁布了保护工艺美术品的《古器旧物保存方》。这也是日本政府第一次以政府令的形式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案。

1950 年, 日本正式颁布并实施《文化财保护法》, 系统地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从机构、鉴定、登记、分类、保护(除古迹名胜及天然纪念物外, 原则上文化财保护者首先是其所有者)到利用都进行了相关的规定 。在保护法中还提到了对无形文化财的保护, 其起因是日本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发现了自己的许多传统文化正在流失, 而这种流失将会影响到自己文化的未来发展。于是, 在日本的《文化财保护法》中有这样一段话:“政府及地方公共团体必须正确理解文化财为我国历史、文化等不可欠缺者,认识其为奠定未来文化向上发展的基础, 并周密地致力于切实的保存的宗旨。”这里所指的文化财, 应该包括了有形与无形的两种文化遗产。

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能乐

日本是亚洲国家中最早学习西方的国家, 同时也是最早深刻地意识到保护民族文化的重要性的国家, 认为仅仅全盘西化是不够的, 还必须在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发展本国的未来文化。因此, 日本对于无形文化财的保护, 也是民族文化自觉行为的开始。

日本于2001 年制定了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 在前言部分阐述了制定该法的意义和目的。在第一章中规定:振兴文化是文化发展的基本理念;创造文化艺术、享受文化是人们天生的权利;培养国民关心和理解文化、制定法律制度和财政方面的措施是国家和地方自治体责无旁贷的责任。第二章强调了政府制定文化振兴基本方针的责任和义务。第三章规定了文化艺术振兴的基本措施, 包括振兴文化艺术(艺术创造活动、媒体艺术、传统艺术、生活文化、国民娱乐、文化财产), 振兴地方文化, 推进文化艺术的国际交流, 培养艺术家, 充实和增加国民鉴赏文化艺术的机会, 加强文化设施(剧场、音乐堂、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等)的建设和地域文化艺术活动场所的建设等具体内容。

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 秋田竿灯节

2002 年, 为回答日本文部科学大臣“如何构建重视文化的社会”的咨询, 日本文化审议会4 月24日发布了题为《构建重视文化的社会———以人人享受充实的精神生活为目标的社会》的报告, 从人与文化、社会与文化、经济与文化、科学与文化、全球一体化与文化五个方面阐述了文化在今后社会中的功能与作用, 进而提出以“社会全体应怎样发挥各自在文化振兴中的作用、怎样培育重视文化的社会精神、怎样援助向世界展示日本文化艺术的艺术家、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主动地活用、制定综合性计划将日本文化推广到世界” 为主题的五方面对策。从该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 日本的文化遗产保护并不仅仅是为了保存过去, 还是为了建构未来, 尤其是建构日本文化新的价值观并把它推向世界, 是一项文化立国、以日本文化影响世界的有力措施。

韩国受日本影响将文化遗产称为文化财。韩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财保护法是1916 年以朝鲜总督府的名义颁布的《古迹及遗物保存规则》(朝鲜总督府令第52 号)。1962 年1 月10 日, 韩国《文化财保护法》正式公布。在保护法中, 将文化财区分为有形文化财、无形文化财、纪念物和民俗资料等四种。

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四物农乐

虽然韩国人对文化财的保护是受日本人的影响, 但其对自己国家非物质文化的保护, 也就是无形文化财的保护, 也有民族文化自我觉醒的含义。韩国的人类学家金光忆在他的论文《艺术与政治———80 年代韩国的民族艺术运动》中提到:日本的殖民文化政策把韩国的传统视为封建的、落后的, 把下层人民的民间艺术、民间信仰说成是非科学的封建迷信。韩国独立后, 情况仍然是这样, 殖民主义教育的影响在延续。由于受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潮流的影响, 从政府到知识分子都不重视自己的传统, 一心要现代化、西方化, 这样的政策一直持续到70 年代。到80 年代情况开始有了改变, 一代新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开始在问自己, 在讨论:我们韩国人是谁? 我们韩国的文化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韩国的文化传统就是不好的? 于是在韩国就有了两种运动, 一种是要求政治上的民主化, 另一种是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韩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挖掘民间的传统艺术, 深入农村, 去寻找农民日常生活中的音乐、美术、舞蹈等艺术 。

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济州岛海女文化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 亚洲国家普遍都存在全盘西化然后又开始寻求本民族传统的这样一个过程。不仅是韩国和日本, 包括我国的台湾地区和大陆也都一样, 只是每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有先后和快慢之分。

在这样的过程中, 韩国人认为, 文化财是民族智慧的集合体, 是象征民族文化的传统财产, 在近代国民国家的形成中, 作为各国的自主性确立和团结的象征, 起重大的作用。而当今的文化财被更加积极地理解为具有历史性、艺术性、景观性等精神价值的民族共同体的产物, 既体现一个民族的整体性, 也具有人类最为普遍的特质, 是能够理解人类生活的文化资产。

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圆圈舞-江江水月来

因此, 文化财的保护不仅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责任和义务, 而且是整个人类共同的责任和义务。从这个意义上, 文化财的保护是指向建构文化国家的韩国宪法的基本课题, 构成韩国文化行政的一个内容。《文化财保护法》作为韩国文化财的保存、管理、利用之基本法, 将国家对文化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具体化, 是具体实现文化国家理念的根本法律。《文化财保护法》第一条规定:“本法的目的是,通过保存文化财, 继承民族文化, 并对此加以利用,从而图谋国民的文化水准的提高, 同时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很显然, 《文化财保护法》力图通过对文化财的保护, 永久保存文化财的价值, 并将此与新的文化发展相联系。

通过以上介绍, 我们看到, 韩国的文化遗产保护虽然晚于日本, 却早于中国, 尤其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而且我们还看到, 日本和韩国对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关注得不如欧洲那么多, 但是它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却有自己区别于欧洲的独特看法, 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发展中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潮流。

(三)不同语境中“遗产”概念的理解偏差

通过梳理, 我们看到, 各个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最初实际上都是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始的。到后来, 在欧洲由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引发了对自然遗产的保护, 于是出现了各种新博物馆的理念,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生态博物馆的建立, 其与传统博物馆的最大区别就是由文物保护到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保护, 其关注的是文化与自然生态的互动关系。

而由对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到关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则是日本、韩国和非洲及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 还有生活在美国的拉丁美洲裔和印第安后裔的有色人种等。这些非西方主流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呼声, 是在人类意识到文化多样性存在的重要性以后, 对自己民族国家传统文化反思及寻根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际上是非西方主流国家对文化多样性保护的一种呼唤, 所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观点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呼声是不强烈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的历史从没被遮蔽过和被否认过。

今天是文化遗产日!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里,有你家乡的吗?

从2006年开始,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我国的文化遗产日。 最开始,人类还只关注到物质的文化遗产,所以用文化遗产仅指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遗址等,比如大家熟悉的长城、故宫、兵马俑等。此外还有自然遗产,黄龙、九寨沟等是世界自然遗产,而泰

会稽山绍兴酒

但是作为发展中的或非西方的国家, 他们的历史是曾经被否认的、被遮蔽的。因为近代的哲学思想、社会制度、科学技术都是以西方为榜样, 所有的非西方国家的生产技术和生活方式也就自然被认为是落后的, 这些国家要向发达的国家学习, 学习他们新的思想、新的技术, 所以许多非西方国家都曾经否认过自己的过去和自己的传统文化。

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 许多非西方国家纷纷开始寻找自己曾经失去和忽视的文化, 重新寻求、审视自身民族文化的根脉。在这样的背景下, 出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呼声。因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际上是非西方国家“文化自觉”的开始。中国也应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视为中国“文化自觉”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理路之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才会有一个高起点和大抱负。

二、“文化自觉”的必要性及其内涵

费孝通先生曾说过:“中国正在走一条现代化的路, 不是学外国, 而要自己找出来。我为找这条路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就是做`文化自觉' 这篇文章。” 费孝通先生已经故去, 中国社会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正在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 转向了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综合协调发展的道路。《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序言提到:“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 集中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品格。文化的力量, 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是团结人民、推动发展的精神支撑……文化既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树立民族自信、振奋民族精神, 必将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国家是把抓住文化发展机遇、推动文化创新作为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目标加以重视的, 可见费孝通先生当年提出的“文化自觉”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 并引起了从国家领导人到学界的重视。

究竟什么是“文化自觉” , 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化自觉” , 这是一个非常需要讨论的问题。笔者认为,“文化自觉”就是要对自己国家的文化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能够讲清楚自己国家的文化历史和来龙去脉,并能将自己的国家放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空间中来认识。不仅要从中国角度来认识世界, 还要从世界的角度来认识中国, 从而认清当代中国的历史定位和世界定位。

这一点在实际操作和实现过程中需要经历一个艰难的历程。如何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 并讲述清楚其来龙去脉, 仅这一点就不简单。近百年来, 中国一直沉浸在学习西方文化和西方先进生产技术的氛围中, 视本土传统文化为落后文化, 以致当今许多年轻人对西方哲学思想及文化理念的了解, 多于对自己本国传统文化、哲学思想、文化理念的了解。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 现在英语已经非常普及了, 但能看懂文言文和古文的人却越来越少了。

近年来,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关注, 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飞速发展的国家, 是世界的大工厂, 也是世界的大市场。一方面, 中国的快速和持续发展吸引了世界越来越多的目光, 使越来越多的人想了解中国, 希望与中国打交道;另一方面, 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基于制造和加工业,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间充当了世界的加工厂。在今后的发展中,中国要由“制造” 转为“ 创造” , 要寻找自己文化的新的创造力, 同时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文化和创新能力, 尽快实现从来样加工和输出产品向输出思想、输出设计、输出时尚的身份转换, 成为领导世界新潮流的文化创新和输出地。

但是, 如果国民连自己国家的文化历史都说不清楚, 要做到这一点就非常困难。为此, 第一, 要引导和促使国民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 在了解的基础上充分理解自己的文化, 再进而对自身的民族文化产生自信。第二, 要能有效利用多种途径和媒介向世界全面介绍自己的民族文化。第三, 要具备能将自己的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和鉴别的能力, 要具备尊重自身文化的自信, 同时还要对其他的文化具有包容性。第四, 要善于以世界的眼光对自身的文化进行观照和反省, 寻找到自己文化的特点。这就是“文化自觉” 的真正含义。有了这些基础, 才能实现文化创新和文化“走出去” 。

要真正做到“ 文化自觉” , 重新认识中国的文化历史是不容易的。之所以不容易, 一方面是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对自己的文化历史不重视, 导致许多年轻人在这一方面知识奇缺, 另一方面, 中国历史悠久, 地大物博, 文化内涵非常丰富, 有不同的地域文化, 有不同的少数民族文化, 有精英文化还有民间文化等等, 这为我们实现“文化自觉” 提出了许多课题。比如, 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它们?而我们又应该去如何教育下一代, 并为他们提供全面认识中国文化的机会? 这些非常重要。因为伴随全球一体化, 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 在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如何认识自己民族文化在世界的地位, 又如何给自己的民族文化在世界上有一个定位, 这不仅是中国, 而且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在面临的问题。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在于理念和认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跟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一个形而下的、具体的文物, 它首先是一种观念, 是一种认识, 是形而上的, 是一种意识形态。观念和意识形态是流动的、变化的和活态的, 严格来讲它不是遗产, 也不是过去了的产物, 而是还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传统文化。如果我们能认识到这一点并有意识地去传承它、发展它、纪录它、研究它、认识它, 让它成为当今文化的一部分, 成为当今文化发展的基础和文化创新的资源, 成为中国实现“文化自觉”中的一种教育方式, 那么, 有关它的保护工作才有可能成为中国文化复兴的一个起点, 也可能成为中国创意产业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如果我们能有这样的认识, 我们不用去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不会消失。相反,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认识和胸怀, 我们再做多少技术性的保护工作都是会有一定局限性的。

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认为, 在后现代主义社会里, 整个世界发生了变化, 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 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不再是一对矛盾, 而是可以融为一体相互促进的力量, 于是就出现了“本土性的现代化” 。现代化的模式不是唯一的,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模式, 这个模式就是在原有的本土文化上建构的现代化。传统文化不仅不会和现代文化产生冲突, 还会成为现代文化的发展基础。

另外, 笔者阅读了大量人类学家近年来的最新考察报告, 通过那些考察报告可以看到, 现在的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好, 传统文化也好, 都成了不同国家或不同民族建构新的文化、新的政治、新的经济的一个重要的资源。也就是说, 当代的“ 文化自觉”最重要的不仅是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历史, 还要重新认识自己文化在当今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有了这样的认识, 我们才不仅是要保护我们的传统文化, 更重要的还是要发展和创造我们新的文化。

如何创造? 笔者认为要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走向“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就是相信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有许多优秀的、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发掘的资源。在思考“文化自信”这一问题的时候, 不仅要以中国人的立场来思考, 还要站在一个世界性的角度来思考。着重要思考的问题是, 在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地球村的今天, 中国的文化如何能融入到当今的世界文化中去。

地球村的发展需要有一套普适性价值观, 以此作为不同文明对话的基础。近百年来, 世界一直受西方文明的主导, 大家已经习惯和倾向于以西方的价值观思考问题。当今中国也要积极为建构世界范围的普适价值体系做出应有的贡献。“大国”并不仅仅指一个国家经济上的强大, 更意味着文化的强大。一个没有思想、不能在人类普适性价值体系构建中提供公共产品的民族, 不能称得上是一个强大的民族;同样, 不能在人类普适性价值体系构建中提供公共产品的国家, 也不能称得上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当然,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基础, 这一基础首先就是要对中国的文化历史以及哲学思想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还有就是对当代的西方文化也要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所谓知彼知己, 这也就是我们的“文化自觉” 。达到“文化自信”需要以“文化自觉”为基础。

我们只有具备了“文化自信” , 才可能做到文化创新。文化向来有多个层面, 如: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 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没有大众文化的发展就产生不出精英文化;同时, 任何精神文化都是以物质为载体的。因此, 在实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过程中, 要兼顾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两种不同层面的文化现象, 要将大众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创造力作为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加以重视和挖掘。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相当比重存在于民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中一个重要价值就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既包括中国的精英文化, 也包括中国的民间文化;不仅包括中国的汉族文化, 还关注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 体现的是文化的多样性、民众性和平等性。

因此,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 要将关注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推动和参与同关注精英的推动和参与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只有民众广泛参与并形成了推动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才会成为一种社会潮流, 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进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自觉” 和“ 文化自信”的一部分。漫步在北京的南铜锣巷、什刹海, 游览上海的田子坊、莫干山, 民众基于传统文化内涵, 运用传统文化符号建造出的, 既有传统特色又有时尚元素的中国新的胡同文化, 展现出了民间旺盛鲜活的文化创造力。那些经过重新设计的、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服饰、家具、首饰等, 尽管有很强的商业意味, 但并不能掩盖住民族文化的光辉和魅力。显然, 这种创造力是建立在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之上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这个国家的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就不会懂得本民族文化的内涵和审美价值, 一味追逐外来时尚。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这个国家的民众在进行创造和设计的时候,就会眼睛向外, 看不见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符号, 只会向外来文化索取创作元素。只有具备了文化自信才会使用自己民族的文化符号。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文化的自觉与自信, 带来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复兴, 因此我们才会在北京的南铜锣巷、上海的田子坊等很多地方, 看到传统文化既得到了非常好的保护, 又得到了发扬光大, 成为当代时尚文化的一部分。如果中国只有从西方搬来的时尚文化, 而没有中国自己品牌的时尚文化, 中国文化就不可能走向世界。因为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 需要通过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而不是依赖生硬的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的灌输。

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中, 文化的物质载体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又涉及了与文化产业相关联的文化产品的输出以及时尚与流行中的民族文化传播等问题。如果有一天, 其他国家的民众对待我们文化的态度如同我们接受西方的文化和西方的时尚一样, 不仅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受到其他国家民众的崇尚, 而且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产品也成为各国消费者的时尚, 就意味着中国的文化真正地走出去了。

这个道理运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领域,即只有将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化成当今民众生活的一部分, 内化成当今新的时代潮流的一部分, 并推动着中国的文化和经济向前发展,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才会有更加深刻的意义。而且这是一种无形的保护, 缘于当今中国人的一种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来源:迪庆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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