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牙雕（一）—变革中的精髓

广州象牙的历史悠久，但是在清代前，广州牙雕并没有形成自己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苏州样，广东匠”是清代前广州牙雕的明显特征，虽然那时广州牙雕的工艺水平高，但还处于苏州象牙的模仿状态。到了清代，由于优越的地理环境和繁荣的对外贸易，促使广州牙雕发展为在中国牙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南派牙雕。

广州牙雕地位的确立

1644年，清世祖统一中国，朝廷实施“海禁”政策，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东南亚、非洲等地的象牙大量输入广州，为广州牙雕工艺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这种得天独厚的地位，使广州文化、经济得以繁荣发展；中西文化的交汇，带动了广州牙雕工艺水平的提高，广州牙雕在这个大前提下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广州象牙雕刻和牙丝编制的工艺精细巧美，深得宫廷显贵喜爱

以牙雕为首的“燕京八绝”分别是什么鬼？

雍正时期广东官员进贡内廷有象牙雕刻和牙丝编缀两种。牙丝编缀在清代广州象牙工艺中堪称一绝。它首先将硕大而坚硬的象牙劈成篾子，再编缀成席、枕、座褥等凉爽宜人的夏季用品，以及编缀大小龟背纹或线纹等牙丝工艺品。由于用料贵、耗料大、工程复杂、劳民伤财，激起民愤。雍正二十年降旨严禁广州编制象牙，乾隆朝继之，牙席编制遂绝；然而牙丝编缀工艺仍代代相习，根据宫廷装饰陈设需要，设计制作用料较少的工艺品，如牙丝编织扇、牙丝编织灯笼、花篮、香薰等，象牙工匠师精心构思、精工细作，将编制与浮雕巧妙结合，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独具特色的新型装饰风格。

广州牙匠当差宫廷造办处，影响了整个内廷的象牙雕刻艺术

广州象牙工艺精湛，技艺高超，作品美轮美奂，得到雍正乾隆等历朝皇帝的欣赏。据《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活计清档》记载，自雍正至咸丰年间（1723年-1861年），留有名字的广州牙雕艺人就有十五名之多，他们为宫廷牙雕的繁荣发展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雍正七年（1729年）由广州巡抚祖秉性圭荐举，陈祖章入清宫造办处当差。当时，施天章等人在在造办处牙作已效力多年（施天章，嘉定人，封锡禄入室弟子），善工竹雕，雍正时期在造办处极为活跃，担任“序班”。陈祖章进入牙作之后，施展技艺，在苏州南匠控制的牙作内显露锋芒。因失势，施天章辞职回乡。乾隆五年由陈祖章一班广东牙匠顾彭年、萧汉振、陈观泉（祖章之子）以及常存，按画院处员外郎陈枚的画稿用了一百多天时间完成象牙雕极品“月漫清游”册12页，次册页刻画宫中仕女从正月到十二月的节令生活，均以象牙雕刻为主，分嵌各种彩石、青白碧玉、红蓝宝石及玛瑙、玳瑁等，布置成各种景物。它是一种风俗性的牙雕杰作，“月漫清游”册运用广州牙雕特有的“镶嵌”技法，集中了能工巧匠于一堂，反映了十八世纪牙雕工艺和镶嵌工艺的发展水平。他标志着广州牙雕开始垄断宫廷牙雕的创作，地位越来越显赫。

 乾隆时期被召进宫廷造办处当差的广州牙匠有李裔唐、萧汉振、黄振效、杨维占、司徒胜、黄兆、李爵禄等人。他们都是出类拔萃、记忆高超的牙雕艺匠。黄兆从乾隆十四年进内行走起至乾隆六十二年，在造办处牙作效力达四十八年之久。可以说乾隆时代造办处牙作是以广州牙匠为主体的，内廷的象牙雕刻艺术基本上由广东牙雕艺术变化而来的。在《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活计清档》和广东地方志等都记载了广州牙匠造办处当差的相关活动资料。

从《清档》记载中可以清晰的看到乾隆时期广州牙雕在造办处的地位渐高，而作用与日俱增，这也是源于岭南人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和吃苦耐劳敢说敢为的性格。